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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原副部长:大学生就业难与城乡二元有关
[ 字号: ] 时间:09-12-21 08:55:08  点击: 来源:中青在线-中国青年报
  

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谈女大学生傍大款现象

吴启迪。杨姣摄

近日,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教育领域的一些热点问题,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、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、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女士进行了独家专访。

大学生为什么就业难

关键词:结构性过剩、扩招、就业率

中国青年报:最近我们看到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专门把您说过的一段话引用出来,作为一条新闻。该报刊登的您的原话是:“现在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,原因怪扩招,我觉得没有太多道理。现在大学生太多,这叫结构性过剩——大家都想在大城市当公务员,有多少岗位呢?有很多地方需要他们去,他们不去。当然,不去也不能怪大学生,你为什么不增加紧缺人才岗位的吸引力呢?文革前,越到西部,工资越高,比如,新疆可以拿80块钱,我们在北京只能拿46块多,现在反过来了,那谁愿意到西部去啊?”该报指出,您的观点是:就业率低不能全指责学校和教育部门,政府整体应该分析和反思。您是在什么背景和情形下谈及这个问题的?您认为大学生“就业难”难在何处?

吴启迪:我也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这个问题的。说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就是因为扩招,问我怎么看。我的意思是,确实不要随便地把“扩招”和“就业难”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,当然从数字上看可能是这样,因为现在大学生多了,毕业以后找工作的人也就多了,肯定会影响就业。这好像很直观,但其实这两者的关系很复杂,要作为一个系统来看。

为什么中国需要更多的大学生?假如中国现在毛入学率在23%的话,这并不算高,韩国是百分之七八十的毛入学率。当然也不是说越高越好,但至少23%是不高的。我一直说,文革造成了一个窟窿,那个窟窿要补,总有一天要把它补起来。因为10年不招生这种事情实在是不好解释。我们作为一个要想发展的国家,如果要提高国民素质,要想搞创新型国家,大学生的数量要多,这是没有问题的。

在这个时候就说大学生已经太多了,他们找不到工作了,我觉得不符合逻辑。大学生找不到工作,其实是一个结构上的问题。有些地方岗位没多少,但是大家都想去,有的地方很需要人才,但大家又不愿意去。这个问题能怪年轻人吗?我觉得不能怪他们。他们想的很多问题都很现实,不光是工资高低的问题,还考虑到将来,比如将来家庭怎么样啦,孩子上学怎么样啦。我觉得大家考虑这类问题很自然,不能总说他们不够有理想、抱负不够高什么的。这个时候,你就要考虑怎么把人吸引到需要人的地方去,这个责任是政府的。你理解我的意思吧,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整体的、系统性的问题,从全局的角度来考虑,用什么样的政策。而且也要防止跷跷板,不要按了这个,翘了那个。我们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不解决,这个问题将永远存在。但是二元结构的解决,又跟人才很有关系,解决得好,就良性循环,解决得不好,就恶性循环。

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政府应该说是很有力量的,只要真把它当做一件事情去做。我们国家有很多研究机构,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题目,好好去研究。我不认为这个事情想不清楚。

中国青年报:您所说的文革前的这种情况,到西部去工资会更高一些,这是因为当时实行计划经济,工资是由国家统一调配的。现在已经没办法执行了。

吴启迪:我们公务员的工资本来就是国家定的。为什么没办法?有好多国家,尤其是发达国家,它们也有这种情况。像日本、澳大利亚,都有这样的例子。这些政府做得成,我们政府会做不成?我们有一个很强大的政府。

中国青年报:但在边远地区提供的就业岗位并不一定是政府职位。

吴启迪:当然有部分不是,但很多是。我觉得政府先做了,就会有影响力。

中国青年报:它会有一种政策影响力。

吴启迪:当然啦。上次我举了法官和检察官的例子。他们和律师不一样,律师的收入很高,自己去做案子就可以了。法官、检察官是公务员,在艰苦的地方,非常稀缺。

中国青年报:据我们所知,在我国一些边远地区的基层法院、检察院,能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寥寥无几。

吴启迪:现在有政策让我们法学院学生三年级就考司法考试,以为他们考完了就可以去西部地区当法官、检察官。我说这没有抓对啊。那些学生考过了之后,为什么一定要去西部呀?他一样可以不去。

中国青年报:他在大城市做律师,赚的更多。

吴启迪:没错呀,怎么会制定这样的政策呢?政策应该制定在用人的那一头。但是用人的那一头,教育部门只有建议权。

中国青年报:解决大学生就业的问题,谁负有最直接的责任?

吴启迪:现在一说起责任,动不动就说“问责”,你们媒体很喜欢用。说实话,很多东西连权限都没明确,怎么个问责法?所以我更倾向于找解决问题的办法,而不是先说责任在哪里,“问责”反而弄得大家都很紧张,认为责任不是我的,就往外面推。

我觉得你们中国青年报提出这个问题来,本身就很有意义,共青团这些年为大学生就业做了很多事情。我一直说,光找教育部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其实,教育部被骂骂也没什么,但骂解决不了问题,没解决问题才是最麻烦的。

中国青年报:考虑到就业难的事实,您觉得扩招的政策是继续还是变化?

吴启迪:扩招这件事,从2005年开始,政府已经人为地把它压低了。其实人口自然的增长率也在减少。因为现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减少。适龄学生最多的一年是2008年,到2009年已经朝下走了,2010年就更少了。

中国青年报:您曾说大学生就业率不该完全推到校长头上?

吴启迪:学校不是一点责任没有。就业的事情当然跟教学质量有关,和专业设置有关。像这种问题,学校应该关注,应该敏感,应该跟踪。但高校目前出现了一些情况,为了提高一次就业率的数字,毕业论文、毕业设计都不好好做。这种状况从长远看很糟糕,会使我们大学生的质量真正降低。许多大学最后一年就荒废了,或至少荒废半年。

你若问一个外国大学的校长,他不知道他学生的就业率,他真的不知道,因为国外没这个概念,而一次就业率则更没有道理了。国外是后来才调查,有些人过了一年以后再就业可以吧?而我们现在就片面地追求一次就业率。这其中难免会有虚假成分。教育方面很多事情不要搞得太刚性,太刚性了,一件好的事情也会搞歪了。

我国教育亟待国际认证

关键词:教育认证、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委员会

吴启迪:另外我还想提一点,就是就业难跟教育质量问题是有关系的。因为有些人,比如说外国人,经常说我们的工科学生很多,但是质量比较差。这种话他们讲得很多。我觉得他们这种讲法,是吃牢我们一点,就是我们没有参与到国际认证当中去,如工程教育认证、医科教育认证、法学教育认证等。

中国青年报:加入国际性的教育认证组织,是由政府出面谈的吗?

吴启迪:这必须由非政府组织来做。中国青年报:我国有这样的机构吗?

吴启迪:目前还没有。我们只好通过各种渠道,比如在教育部成立一个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委员会来干这件事。这件事我呼吁了5年。

中国青年报:如果我们获得了认证,那意味着什么呢?

吴启迪:意味着人家将会承认你的教学质量。我们有些好的学校水平是足够了,像清华、交大这些工科院校,应该没有问题。但是,国外就是以此为借口,说我们不行。这实际上影响了我们的学生在国际人才市场的就业,因为现在进入外国公司,就是进入了国际人才市场。

其实我问过很多美国著名的大公司,即那些用了我们国家毕业生的大公司,当然他们找的都是好学校。我问他们老板,你觉得我们的学生怎么样?比你们国家毕业的学生差吗?他们说,一点儿都不差。我也问中国学生,你在公司里觉得自卑吗?觉得比外国学生差吗?他们说,绝对没有啊。

中国青年报:他们是不是已经接受过西方的教育了?

吴启迪:没有,就是国内学校毕业后去工作的。当然我们有一些新的大学,水平还有待提高,如果我们搞了国际认证的话,大家就知道朝什么目标去努力,就能把这件事越做越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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